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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好不容易趁没有顾客的空隙，疲惫的尹丹一屁股坐到转椅上。她说：我有很多计划，我想开个更大的店，到城里开家美容店。

灾区像尹丹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到，这些年来，商业思想已深深渗透到中国人的头脑里。近10年来，民营经济为中国创造了大部分就业岗位，目前民营经济已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现在，在四川灾区遍地瓦砾的乡村小镇，一个个小企业在帐篷里、汽车里乃至安置棚背后诞生了。虽然政府向灾民提供了大量食品、帐篷还有现金，但灾民中似乎没有人认为，他们可以永远靠救济生活下去。

大地震已过去一个多月。现在，一些救灾点已开始减少免费物品的供应，对食品和手纸等物品收取费用。与此同时，一些小商店陆续开张，它们既是对官方救助的补充，同时也带来了竞争。整个灾区各家商店张贴的标语里最常用的一个热门词就是“自救”，这个词通常也意味着商店里的物品会低价出售。

在江油，伴随国有建筑公司轰鸣的推土机声，数十家餐馆和临时便利店一夜之间冒了出来，为这些要建造数万套安置房的工人以及新来安置的灾民提供服务。几周前他们还对免费的米饭和饮水感激不已，现在，他们开始渴望冰激凌和冰镇啤酒了。

地震过后灾民们虽然一下子几乎一无所有，但现在许多人手里慢慢地有了少量现金。在江油的建筑工地上，当地农民搬运门窗、安装金属框架一天可以挣60-70元人民币。政府也开始给灾民每天发放10元补助。银行已重新营业，因此人们可以取用存款。

人们对最佳店铺位置的抢夺完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一些以前就做生意的人展开了白热化的竞争。“以前这条路上只有我们一家商店，”江安明不以为然地说。他在江油开了家叫“一茶一坐”的小卖店。

但现在，28岁的蒋沅林抢到了旁边的一块地皮，开了家餐饮店。他连店的名字还没来得及想好，但他装了个能收看卫星电视的“大锅”来吸引人气。“如果我不占这里，别人也会来的，”他说。

一些生意人自己就是灾民，比如36岁的廖从建。他在都江堰的家在地震中被毁了，不过，家人都还平安，他的那辆车也没受影响。地震刚过去几天，以前做门窗生意的廖从建就开车到成都，批发了满满一后备厢的塑料拖鞋回到都江堰。他和妻子在一处匆忙搭建的灾民安置点外铺了块塑料布，开始卖拖鞋。

从那天开始，廖从建针对灾民的生意在一天天迅速扩大。如今，塑料布摊位已变成4个帐篷连成的便利店，里面什么都有，瓶装水、冰激凌，甚至还有1毛钱一页的复印服务。“我会尽量考虑他们会需要什么，”廖从建说。他可能还会开家餐馆。

当然，这些小生意常常同灾民的购买力一样寒酸，有时也像灾民一样难有定所。董琴说，自她在都江堰的服装店被毁了之后，她就别无选择，只能每天推着一个简陋的小车在街上贩卖每件2美元的“我爱中国”T恤衫。她说，也许前几个月政府会提供帮助，但以后就要靠自己了。

做生意是李春霞忘记她8岁的儿子、母亲和家中另两位遇难亲人的一种方式。她的老家北川县城已经被夷为平地，并被淹没。这个月，29岁的她花了近6,000元钱买了一辆载货摩托车，这样就可以通过运水果和废金属等东西赚点现金了。她说，出来挺不错的，也感觉开心了些。

在江油，地震并没有伤及美容师尹丹的家人。但他们失去了在农村的房子，尹丹觉得没有理由在大灾后立刻重操旧业。她过去两年里主要做美发工作，但并没挣到多少钱。

在地震发生大约一周后，大型推土机开始清理尹丹家房前土坡下的一大片农田，以便搭建新的临时住所。那名工人走向尹丹的住处，询问受否有人能够理发。尹丹说，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那时，数千名无家可归的当地人和来自江油周围山区的其他人纷纷沿施仙路搭建了帐篷，路两旁正如火如荼地兴建着为灾民提供更长久居所的活动安置房。茶叶店、食品摊和烟酒店也开始出现了。

尹丹搞到一顶政府发放的帐篷，但却发现除了在施仙路中央之外再找不到可支起帐篷的地方了。她说，我们想要找个地方，只有这里没人。人行道上都已经满了。

几天后，她把电线接到附近的一所房屋，给帐篷通上了电。她安装了电冰箱，里面塞满了从骑自行车沿街兜售的小贩那里买来的雪碧和雪花啤酒。

接下来，尹丹到过去的美容店中翻出了一把红转椅，还有一把可以调低后背供洗头之用的黑椅子。她在桌上摆了一面镜子，靠在竹帐篷的架子上。她的水池是一个粉色塑料桶，水是从街对面一个小区提来的。

自她6月初在帐篷外摆上了红白相间的理发店标志后，前来光顾的工人们就一直络绎不绝。开业第一天，一直到半夜还有顾客来理发，尹丹就睡在了店里。

上周五，来自北京的建筑工程师刘海强表示对尹丹的服务感到满意。在交了3元钱后，58岁的刘海强边清理着灰色的头发茬边说，这个价格很便宜。在北京，我要花5块钱。

自卸卡车的隆隆声淹没了她手中电动理发剪的嗡嗡声，尹丹在嘈杂的声音中说，她估计赚不了多少钱，而且也担心在马路中央恐怕呆不了几个月。不过，经营自己的理发店让她学到了经验。

这位年轻女性说，我看到这里的许多人都要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