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乐人物志[持续更新，欢迎跟贴增加]

开此贴，记录将乐县至今之杰出人物（包括祖籍将乐，现籍将乐），欢迎大家跟贴补充。
格式如下：
姓名，生猝年，杰出事件介绍。

已增加（按增加时间排序）：
廖翎鹏（近代）
廖鸿荃（清-进士）
杨锡光（近代）
邱长康（近代）
廖腾煃（清-举人）
余重谟（明-艺术家）
冯梦得（宋-进士）
杨时（宋-教育家）
徐纯聊（明-医）
杨英昌（中将）
郭芳甫（诗人）
连长生（书法家）
连明生（书法家）
官贤（明-温州府推官）
廖正古（宋-西安知县）
廖标，字林秀（唐-进士）
汤鷽（南宋-年辛未科武举第一名）
廖淳（宋-榜眼）
廖俨（唐-榜眼）
廖如熏（太平兴国-探花）
廖子孟（宋-榜眼）
黄琛（明-进士）
黄伯固（明-进士）
徐弘祚（清-举人）
廖居素（宋-大理司直）
黄炳生（现代-现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临时党委书记）
黄锷（清-双流知县）
廖棠（东晋-隐士）

以上为截止25楼的名单

·廖翎鹏，祖籍将乐县，1948年福州协和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52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受聘于FMC公司，任高级化学研究员，共有60多项发明，在美、法、荷兰、德国、日本等三十多个国家获得专利。

来自百度百科：

廖翔鹏，1924年生，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人。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廖国英是将乐县第一位留美学生。廖翔鹏青少年时期在南平、福州求学，学习刻苦。后考取福建协和大学，以学业优秀，留校任教。
      1948年，赴美国西北大学留学，攻读化学专业。1952年获苯基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美孚石油公司、巴尔的摩FMC公司任化学高级研究员。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化学协会、美国营养学会、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研究会会员。曾主持过“的确良”等多项产品的科学研究，在美国、法国、荷兰、西德、日本等三十多个国家获97项专利。他的名字和业绩被《世界名人录》、《美国工业人物志》收录。
廖翔鹏是美国著名的华侨领袖。从六十年代起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促进中美邦交正常化四处奔走活动。同时，十分关注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1972年，当选新泽西州美中友好协会副会长。
      1972年，中国政府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光活动。1978年，他到香港讲学。还回到阔别30年的家乡将乐，与亲友欢聚。所到之处，均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

廖鸿荃(1778～1864年)，初名金城，字应礼，号钰夫。祖籍将乐县，后迁侯官县(今福州市区)。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第二。授编修，累升至工部尚书、经筵讲官，赐紫禁城骑马。道光元年(1821年)八月，典试陕甘，生平总裁会试一次，典乡试、分校京兆试各三次，参与朝考阅卷，殿试读卷，又督学江苏、浙江等省，可谓“门生半天下”。朝廷以其谨慎可任大事，重要水利工程皆命鸿荃督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督修盛京工程；次年，署漕河总督，采取堵漫口挽黄河归故道之法，既省费，又便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河中牟决口，奉命督办。朝廷派礼部尚书麟魁分驻东南二坝，鸿荃亲临西坝工地，昼夜抢堵决口。次年二月，堵口工程将竣，风雨大作，黄河猛涨，东坝埽眼出现险情，鸿荃不以西坝未失申辩，会奏请罪。不久，罢归。道光三十年(1850年)赴京，以四品京堂候补，留纂《实录》两年，进呈476卷。咸丰二年(1852年)冬，以太常寺卿致仕，赏还尚书衔。回里督办团练，太平军屡陷郡邑，鸿荃会同地方文武及各绅耆“募丁壮，联乡团，编保甲，筹赈粜”，省城赖以安宁，受赏戴花翎。同治三年(1864年)，重宴鹿鸣，特加太子少保衔。卒谥“文恪”。

杨锡光，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人。青少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得到启发和熏陶，思想进步，倾向革命。
      
1927年后，到南平西贝利医院和博爱医院学医、学日语。1929年在将乐县古镛镇创办三华医院。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攻占将乐，三华医院收治许多红军伤病员。在红军的引导下，1934年1月，杨锡光在家乡参加了红军。
      
参军后，在红军第五军团任医生。后转瑞金、宁都等医院工作，任科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任红军第五军团卫生处主任，后到红军第四方面军任医务部主任。在长征中，曾三次过草地。在甘肃西部一次激战中被冲散，只身一人历尽艰险，终于归队。后随李先念同志到达新疆乌鲁木齐。1942年9月，被盛世才关押。关押期间，积极展开革命斗争，任中共监狱地下支部委员。1964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国民党交涉获释，回到延安。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欢迎。同时就任中央医院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随李先念部队南下，任湖北军区卫生部长。后转中南军区，任医务部主任。
      
1952年，到苏联学习。回国后任西安军医大学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出版社社长。1957年，调任江西医学院院长。1958年任江西卫生厅厅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徙集团”成员，而关押五年。1976年后平反昭雪，出任中共江西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邱长康(1900年——1960年)，字寿亭，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古镛镇人。出生于富裕的商人家庭。青少年时期在将乐、邵武求学。1919年入北京朝阳大学预科。1923年赴德国留学。1929年获汉堡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并用德文写成《世界人类学》专著。
      1931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2年陪同德国专家视察黄河提出根治黄河的建议。1936年，改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秘书。1938年后，在福建省教育厅任职。同时兼任福建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之后担任过福建协和大学教授、训导主任，省立医学院教授、训导主任、分院主任，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在福州新民补习学校任英语教员、福州第十八中学任教务处主任兼语文教师。1956年，当选为福州市政协委员。1960年，邱长康病逝福州市协和医院，享年60岁。

廖腾煃，字占五，号莲山，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人。清康熙八年(1669年)中举，历任知县、府尹、太常寺少卿、光禄寺正卿、左右通政史司、通政使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户部侍郎等职。
      廖腾煃曾两度主持“典试”，“所取皆孤寒知名之士”，选拔了不少有学识的人才，得到朝野舆论的一致好评。他一度担任奉天府尹，清朝这个官职历来由军人担任，选用文职官员还是由廖腾煃开始。康熙五十年(1711年)迁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康熙皇帝知他“公明可任”，派他往福建察办该省陆路提督蓝理为官“贪酷”一案。“以闽人治闽狱”，乃清朝所未曾有，此次又由廖腾煃开了先例。回京后，又以户部侍郎之职奉命往山东主办祭告、犒军，“所至勤恪尽职”。
      廖腾煃告老还乡，客死浙江忂州清湖，享年76岁。他平生好诗，所到之处多有吟诵。今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尚保存有他的诗碑。著作有《浴云楼稿》、《海阳纪略》、《三大案》、《寿世鸿篇》、《慎修堂诗集》等传世。

余重谟，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人。明朝著名艺术家，集书画诗棋诸艺于一身。书法尊崇苏轼、朱熹，擅长书写飞白大字，大者如盖。楷书功力老到，风格近祝枝山、陈白沙。他的墨迹流传全国，为人们所珍视，争相收藏。尤其他的画，相当精妙，墨竹造诣很深，还喜欢吟咏，善奕。家中虽不富有，却喜欢交结朋友，遇名士来访，往往旷日陪伴，流连不倦。泰宁江日彩未及第时，家中十分贫困，余重谟特地筹资盖了楼房，邀他来居住，并同他一道研习诗文，同学十载。余重谟终年89岁。

冯梦得，字初心，将乐县人，幼有大志，酷好读书。长大后，博通经史。宋嘉熙二年(1238年)进士，历任给事中、礼部尚书等职。以身居高位不徇私情，不妄荐拔。且“敢死谏，不避斧钺”而“时号名臣”。他所栽培、荐拔的人，不少成为名宦达官。文天祥称赞他有“巨才洪识，卓越大臣之表。”
冯梦得曾向朝廷奏请立龟山书院、赐田养士，并在后来亲自主持龟山书院。他对理学在我国南方的传播出力颇多。

杨时，字中立，因晚年隐居龟山，世称龟山先生。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生于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谥文靖。‘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中进士，授汀州司户参军。但他屏居不仕，自蔽曲学，欲求有道者而未得。28岁赴调京师，接触洛学。29岁时至颍昌从师于洛学大师程颢。程颢对杨时极为赞赏，认为杨时可以代表他的学说。后杨时离程颢回福建，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程颢死后，杨时又从学于程颐，时已41岁，但仍诚恳求教。《宋史·杨时传》载：杨时“一曰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这便是“程门立雪”典故的来历。
　　杨时是南北宋之间理学传递的中介入物。《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言：“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酢)、杨(时)、尹(焯)、谢、(良佐)、吕(大临)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宋元学案》中华书局版第947页)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杨时不仅是一位理学大儒，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常州、慈溪等地的龟山书院，都是杨时授徒之所。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书院(原址在今江苏无锡市)又名“龟山书院”，便是因杨时曾讲学于此。杨时一生曾教过不少学生，对他们传授以二程的理学思想。在其弟子中，诸如吕本中、罗从彦、张九成、胡宏等，后皆为硕儒。特别是罗从彦传道李侗，李侗授朱熹终使理学思想大昌。
　　《宋史·程颐传》讲程颐“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杨时在其教学过程中，对程颐的这种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挥。曾著《学庸语孟解》、《易诗书礼解》、《周礼解》、《易春秋》、《孟子义》、《三径义辨》等，对后来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产生了一定影响。
　　杨时的著作现存有《杨龟山集》42卷。有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杨绳祖家刻本、四库全书本及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扬 廷修补校刻本等。在《杨龟山集》中，尤其是在其中的书信、序、记等文中，包涵着杨时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在理学教育中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杨龟山集》中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从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学习方法以及教师和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杨时认为，教育的目的乃是要学以至圣。“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可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杨龟山集》卷十。以后凡引此书，只注明卷数）因此，学者必须“质诸圣人”。学者与圣人之关系，犹如射箭的人与鹄的的关系。“虽巧力所及有中否远近之不齐，然未有不忘乎正鹄而可以言射者也。”学者与圣人之间，因“所造不同”，其距离亦有远近之差别，但必须要有志于“学以至圣”，不志乎圣人，则不可以言学。就射箭讲，的立于彼然后射者可视而求中，其中与不中皆在人之努力。就为学而言，质诸圣人始可取正，至于能否学以至圣，亦全在学者力行之。杨时引《论语》中的话说，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意即只要努力学习，还是可以达到学以至圣的目的。杨时所讲的圣人，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一种抽象的做人模式。因而学以至圣也仅仅是要使人们努力去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已。
　　杨时把“六经”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送吴子正序》言：“六经，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政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尧舜历夏、周之季，兴衰治乱成败之迹、捄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网罗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终始之变，莫不详谕，曲譬较然，如数一二，宜乎后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抚卷而尽得之也。”(卷二十五)六经能为学者“指其攸趣”，学者因其所指而之，乃可渐入圣人之门户。如果舍先圣之书以求至圣，就好象“适九达之衢未知所之”乙所以杨时说：“至学非难，知所以学为难”。(卷二十)“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圣人，而特患不知圣人之所以学也。”(卷二十五)
　　为学者以六经为学习内容，教育者以六经为教育内容、都不能只停留于六经章句之末，而是要精思之力行之，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这样才能真正知道“圣人之所以学”。杨时说：“积学积文，稽诸前言往行，参以古今之变，非徒侈闻见面已，将以畜德而广业也。”(卷二十五)而由汉至唐一千余年间，虽亦有不少学者博学强识，但都没有能窥圣学之堂奥，这是因为这些学者徒敝精神于章句之末，分文析字，彫章镂句，广记问、工言辞、誇多斗靡、以驚眩末俗，而没有在六经之微言中，找出“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的“大意”来。所以，其志乎圣人，仍无着落，学以至圣，仍一空言耳。因此，为了实现“学以至圣”的教育目的，除确定六经为教学内容外，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还必须要求精思力行，要摭其华，茹其实。
　　精思力行，超然默会于言意之表，要从致知格物开始。“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知。思祈于意诚心正远矣。”(卷二十)致知始能明善，明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所以，“学始于致知，终于知止而止”。(卷二十五)致知在格物，“格物而至于物格，则知之者至矣”。“知至斯知止矣”。(卷二十一)知所止然后始可渐进，不知所止，进而无功。譬如四方万里之远，苟无止焉，则无有归处。无有归处，则“质诸圣人”亦不复可能。所以，“《大学》所论诚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国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卷二十一）
　　除强调致知格物外，杨时还主张要博学守约。如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多识前言往行，皆为博学。但如果不能畜德而反约，则非真为学。所以，既要“博闻强识于诸子百氏之书，无所不究，循是而进”，又要“求古人所谓卓约者而守之”，这样才能近乎至矣。(卷二十五)
　　“格物致知”、“博学守约”乃属于“精思”，此外还要“力行”。杨时在《劝学》中讲：“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无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无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曰陈露于目前，而古人之大体己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谓口耳之学。”(卷二十七)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守之宜笃，皆所谓“力行”。力行不是说要在知至始力行，力行之过程，同时也是知道之过程。所谓“天地之心曰陈露于目前”是也。不力行，则仍为道是道，我是我。此为“口耳之学”，与不学无异。
　　在教育中，杨时很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国家开设学校，建师儒之官，盖将讲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其责任可谓重矣。师资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教育的结果。如：在孔子弟子中，许多人的素质并没有什么太过人的地方，都有或此或彼的不足，象参之鲁、师之辟、由之喭，商之不及等等，但因他们“学于孔子”，所以，“所至远近虽不同，其秉节励行，皆有以自立于世”，(卷十六)为后世宿儒皓首所不能穷。后世为学之士，并非其材皆不及古，“徒以学无师承，不知所以裁之”，(卷十六)故“自秦汉迄于魏晋隋唐之间，明知之士见于其时不无人矣，间有一节一义可称于世者，概以圣人中道，非过则不及”。 (卷十六)可见，一个优秀的教师，可使学生受益非浅。
　　杨时还认为社会环境对教育也产生很大影响。古之为学者，皆有以自立于世，除师承之外，“士之朝夕蹈袭者，无非礼乐之间”，亦是一个重要原因。(卷十六)而“末世以来”，“圣学不明，士志于道者往往汨于世习而不知。虽英才异禀，卒能自拔于流俗者无几也”。(卷二十)社会环境对教育之影响不可忽视。
　　总之，《杨龟山集》中所包涵的教育思想，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人服务的。它所重视的是道德教育。无论是“格物致知”，“博学反约”，还是“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都没有超出伦理道德的范围。这种教育思想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杨时以历史退化论的观点评论教育的发展，以及学习方法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因素，都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在杨时的教育思想中，还是有许多的合理成份。如：必须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读书不能停留于表层而要深探力求，以及重视师资状况和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等等，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仍有一定的启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时指出计较分数和缀文觅官的危害：“学校以分数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曰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学缀文觅官，岂尝有意为己之学。夫以不学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长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卷十三)此话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徐纯聊，明代医生。将乐（今属福建）人。精研易理并钻究医学，年已八十，手不释卷。集毕生之经验，著《纫元医案》，已佚。